四渡赤水之战，堪称红军长征历程中最为扣人心弦、最为壮丽的军事较量。这场战役不仅成功化解了国民党军的优势围追堵截，夺回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更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实现了党的战略指导思想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其辉煌至今仍令人扼腕赞叹。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二战中的杰出将领蒙哥马利在与毛泽东主席的会晤中，不禁赞叹道：“您所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其卓越之处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场战役相媲美。”然而，毛泽东主席却谦虚地回应：“这三大战役虽有所成就，却不足以称道。真正值得我自豪的，乃是我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
毛泽东之所以将四渡赤水之战视为其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核心原因在于那时所遭遇的战局极为艰难，曲折复杂，面临的挑战远超预期的顺利，心情深沉而沉重。
一渡赤水河
1935年伊始，中央红军成功夺取了遵义，此举引发了蒋介石的极大不安。为了阻遏中央红军北向长江，与红四方面军汇合，亦或是东进湘西，与红2、红6军团集结，蒋介石不仅调动了湘军、鄂军的一部分兵力围攻红2、红6军团，还调集了川军、陕军的一部分，对红四方面军实施应对。与此同时，他更是集结了148个团的精锐，总兵力约达40万人，对遵义地区步步紧逼，意图在乌江西北的川黔边界围剿中央红军。然而，中央红军此时仅有3.7万余人，与敌方的兵力差距悬殊，局势对红军而言极其严峻。
遵义会议落幕之际，毛泽东虽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实则已稳固了他在党中央与红军内部的领导地位。然而，这一地位尚未稳固，尤其在土城战役的挫败之后，毛泽东的处境显得尤为艰险。
一渡赤水，至土城渡口
1935年1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抵达遵义北部的土城镇。他们获悉，尾随我军的敌人仅有两个旅和四个团的兵力，且当地地形对我方极为有利。基于这一情况，毛泽东提出在青杠坡以东地区发起一场战斗，旨在围剿追击的川军郭勋祺部，以确保我军能够顺利渡过长江。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均对此提议表示赞同。
土城之战，作为遵义会议之后的首次交锋，备受瞩目。为确保战役的胜利，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莅临红三军团前卫第四师指挥，刘伯承参谋长亦亲赴红五军团坐镇。28日拂晓，战斗的号角在土城响起。红军将士们英勇无畏，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浴血奋战长达三四个小时，对川军造成了重创。然而，由于敌军兵力雄厚、援军迅速，战局并未如预期顺利，红五军团的防线甚至被敌军突破，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敌军占领有利地形后，迅速向土城镇逼近，直至逼近中革军委指挥部的白马山前沿，形势岌岌可危。
在这危急关头，朱德总司令毅然决定亲赴前线指挥作战。朱总司令亲自登上火线，率领红1、红3、红5军团及干部团，对敌军发起了勇敢的反击，连续挫败了敌人的多次进攻，稳固了阵地。
然而，紧追不舍的川军一部再度发起攻势，局势对红军极为不利。毛泽东亦察觉，川军并非原先所估计的四个团六千余人，而是六个团逾万人，其兵力与红军相差无几。于是，他即刻召集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刘伯承等核心领导成员召开紧急会议。他严肃地指出，鉴于当前敌情，原定于泸州与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行。为了打破僵局，争取主动，必须下令部队迅速撤离战场，西渡赤水河，沿古蔺、叙永等地北上，寻找机会从宜宾以西地区北渡金沙江，进而进军川西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协同在川西北实施总反攻。毛泽东的这一果断决策，赢得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1月29日，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的英明领导和卓越指挥下，中央红军从赤水河的土城、猿猴场、太平渡等关键渡口，成功跨越了赤水河。这一壮举，标志着四渡赤水之战的帷幕徐徐拉开。
二渡赤水河
红军以崭新的战斗风貌踏入川南之地，蒋介石立刻下令川军全力以赴，强化长江沿岸的防御部署。他明确指示，从江边的滩头至宜宾、江津一线，沿江各地应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并在各个关键位置建立碉堡。在宜宾至江津的这段水域，他命令军舰与装甲商船全天候在江面上巡逻，严密防范红军的偷渡企图。同时，他亦指令川南“剿匪”军总司令潘文华调动部分兵力至长江南岸进行布防，以阻止红军渡江，并将主力部队调往川南进行追击。
以部分兵力掌控乌江东岸的沿河、印江等地，以阻止中央红军向东进军；而主力部队则被部署在湘西，旨在围剿红2、红6军团。“追剿”军第2兵团，联合滇军和黔军，组建了第二路军，由龙云担任总司令，薛岳担任前线总指挥，下辖四个纵队。第二路军的职责是专门负责追剿中央红军。蒋介石的意图是在川军的紧密协作下，将中央红军围困在叙永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的区域内，力求将其彻底歼灭。
二渡赤水渡口：太平渡
2月5日，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队各部纷纷向中央红军发起了围攻。孙渡纵队从毕节、昭通两地出发，对盐津地区展开了“追剿”；周浑元纵队分兵两路，一路以两个师的兵力从修文、扎佐两地出发，目标直指古蔺、叙永；另一路则从龙里、贵定进发，向川南开进。王家烈纵队从遵义、桐梓两地集结，而后转向川南实施“追剿”。吴奇伟纵队则暂时驻扎在黔西、贵阳一线待命。与此同时，潘文华所部三个旅正向高县进发，另外三个旅则正行进在珙县、高县地区。范子英率领的两个旅紧随其后。
局势显现，中央红军依照遵义会议所定方针，意图北渡长江，挺进川西，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若盲目遵循既定战略部署，滞留此地静待时机以渡江，则难免陷入国民党军强大兵力的包围圈中，对红军极为不利。鉴于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遵循毛泽东的建议，于2月7日作出决策，暂缓实施北渡长江的计划，转而于川黔滇三省边界地带展开灵活机动的作战，并巧妙利用敌人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策略。
随着中央红军踏入川黔滇边界的辽阔地域，国民党军队纷纷跨过赤水河，实施着围追堵截的战略，使得黔北地区兵力明显空虚。在此形势下，毛泽东果断决策，为达成歼敌目标，下令中央红军东渡赤水河。于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指挥下，红军于2月18日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多个渡口顺利东渡赤水河，实现了二渡赤水，并向黔北发起了进攻。与此同时，毛泽东巧妙运用心理战术，令红1军团派出一个团深入古蔺地区，广泛散布“渡过长江”的传言，以此迷惑敌人，并有效延缓了川军的南进步伐。
毛泽东指出，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一带往返，虽表面上看似处于被动地位，实则展现出了主动的策略。此举不仅成功调动了敌军，减少了自身损失，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部队的休整提供了机会。
然而，在那时，众多指战员，尤其是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对于毛泽东所倡导的高度机动和灵活的战略战术，普遍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他们往往无法按时抵达既定位置，导致错失战机。鉴于此，中革军委遵照毛泽东的指令，于1935年2月16日发布了《告全体红军战士书》，其中强调：“为确保胜利在握……红军必须频繁变换作战区域，时而东进，时而西进，时而走大道，时而走小径，时而沿旧路，时而辟新径，其根本目的，仅在于在有利态势下赢得战斗的胜利。”这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成为了红军实施机动作战的基本准则。
中央红军在成功二渡赤水河后，巧妙地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由西而东、由北向南，展开了一场长达1100里的快速推进。他们接连攻克了桐梓与天险娄山关，继而占领了遵义城，在此过程中，共歼灭及击溃敌人两个师和八个团，实现了长征途中的首次重大胜利。
在此阶段，毛泽东得知红军攻克了娄山关，为夺取遵义城敞开了胜利之门，顿时豪情万丈，挥洒笔墨，创作了传颂千古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
秋风劲猛，高远的天际中，霜冻之晨的孤雁鸣叫，月亮伴着清冷。霜冻的早晨，马蹄声轻碎，号角声低沉而闷咽。
雄关险道，铁壁般坚固，而今我们再踏征程，从头再来。从头再来，苍山起伏如海涛，残阳映照，红似鲜血。
此词笔触生动，细腻地勾勒出红军勇往直前攻克娄山关的壮丽场景，激昂地展现了红军战士们为赢得长征胜利而奋勇拼搏的豪迈情怀。
然而，在夺取遵义的战斗中，邓萍不幸英勇捐躯。邓萍身为红3军团的参谋长，是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第一位壮烈牺牲的军级杰出军事指挥官。
得知此等不幸消息，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如遭晴天霹雳，久久未能言语。他随即下令，即刻将邓萍同志的遗体运回后方。他含泪弯腰，轻轻拂去烈士脸上的尘埃与血痕，脱下那身满是征尘的军装，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衣衫，随后含泪与其告别：“邓萍同志，我的战友，你为夺取遵义倾尽了最后一滴热血，红军的战士们和广大人民群众将永远怀念你。我们必定会为你复仇，继续完成你未竟的事业！”
三渡赤水河
在南京听闻遵义、娄山关、桐梓三地再次沦陷，蒋介石愤怒至极，称此为国民革命军追击战中的奇耻大辱。随即，他决意暂时搁置手头所有公务，乘机飞往重庆，亲自坐镇指挥战斗。
3月2日，蒋介石抵达重庆，匆忙间口述了一道通令：“本委员长已入驻重庆。所有驻川、黔各军，统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未经本委员长命令，各军不得擅自行动，务必共同完成使命。”翌日，他迅速召开驻川行营参谋团会议，大声疾呼：“朱、毛股匪再次东进，显然是由于长江难以渡过，故而将目标转向乌江东岸，意图与萧、贺合力。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全面计划。”蒋介石所谓的全面计划，便是集结近40万作战部队，再加上各地民团共计70万兵力，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并重施故技，采取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企图将中央红军围困于乌江以西、川黔大道以东的狭小区域。
得知蒋介石最新制定的作战方案，毛泽东果断决定采取以计应计的策略来应对。他兴致勃勃地表示：“那我们就来个‘以逸待劳’，让他们一一现身吧。我正是想找个机会，再与他们的主力部队交手一两次。”
遵照毛泽东的命令，中央红军为寻觅并消灭敌军主力，在遵义、鸭溪一带辗转流连数日。
三渡赤水，茅台渡口
果然，蒋介石再次陷入了误判。他推测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遵义、鸭溪一带，意图显然有二：一是放弃遵义，西撤以达其既定目标；二是先与我周纵队展开决战，随后再向南对贵阳形成压力。蒋介石认为，这正是一个消灭红军的绝佳时机，于是紧急下令川军三个旅从桐梓出发，进攻遵义地区；上官云相部两个师从重庆出发，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以支援川军的作战；第2纵队周浑元部的主力三个师抵达仁怀、鲁班场地区，采取守势，以应对遵义及其西北方向；第3纵队孙渡部进驻大定、黔西地区；第4纵队王家烈部在金沙、土城等地集结，旨在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第1纵队吴奇伟部四个师（其中两个师已遭受重创）沿乌江沿岸待命，准备支援其他纵队的作战。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命令第53师从镇远向石阡推进，湘军三个师沿乌江东岸布防，以阻止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鸭溪地区将中央红军彻底歼灭。
“只要能将滇军调动出来，便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
3月16日，遵循毛泽东的命令，中央红军从茅台地域西渡赤水河，实施了第三次渡河行动。部队在白天渡河的同时，巧妙地制造声势，假扮北渡长江的态势，以此诱使敌方重新调整其战略部署。敌军随之西渡赤水河，展开追击。我军则迅速东渡赤水河，转而向南疾进，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圈。
四渡赤水河
随着国民党军主力陆续西渡赤水河，毛泽东便趁敌人“欲围而未果”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迅速、果断地转向东进。3月21日，红军在二郎滩、太平渡一带成功东渡赤水河，即完成了四渡赤水的壮举，重新踏入黔北地域，寻求南渡乌江的机会。为了迷惑敌方，红军派遣了一个团伪装成主力部队，向古蔺方向挺进，佯装北渡金沙江，准备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的态势。
红军主力东渡赤水河，随即沿着遵义、仁怀的宽阔大道迅猛向南推进。他们巧妙地与敌军错开行进路线，成功地在鸭溪与白腊坎之间撕开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迅速向南疾驰，悄无声息地摆脱了敌军的重围，将蒋介石指挥的数十万大军甩在了川南。与此同时，为了牵制国民党军北上，为中央红军主力的南撤创造有利条件，红9军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伪装成主力部队，在马鬃岭、长干山、枫香坝一带积极展开行动。
随后，曾任红9军团政治委员的何长工在追忆那段往事时提及：“彼时，我军主力迅速向南挺进，我军团随即投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在金沙县的马鬃岭，我们大张旗鼓，摆出姿态，旨在诱使敌人上钩。”
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成功跨越了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地，勇敢地穿过了乌江，从而巧妙地突破了国民党军40万兵力的围追堵截之网。
四渡赤水，一二郎滩渡口
四渡赤水之战彰显：战争非但是一场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两军最高指挥层在军事指挥艺术上的直接对决。红军成功扭转了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困境，在攻防转换、退进自如、集结分散等作战行动中，巧妙地运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策略，不断迷惑敌方，打乱其部署，使敌人陷入迷茫，疲于奔命，四处碰壁，陷入极度被动；而我军则纵横捭阖，行进与作战紧密结合，行进迅猛，作战主动，谱写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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