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各行各业的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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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北京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此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的重要讲话。为保障会议的顺利进行，早在1955年11月，便成立了由周恩来担任组长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该小组致力于深入研究相关议题，成员包括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等。
小组工作中的关键议题之一，便是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经调查发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高级知识分子享有公费医疗等福利，但相较于往昔，其薪资水平显著下降。以抗战前为例，大学教授的最高月薪可达600元，约合人民币1500元，而建国后这一数字锐减至252.6元；抗战时期副教授的最高月薪为360元，约合人民币900元，建国后则降至197元。
在演艺圈，情况亦然。以电影演员赵丹为例，他在1936年的月薪高达180元，约合人民币450元；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工资降至220元。
1955年12月27日，经全面深入的调查分析，十人小组形成了一份题为《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的文件。该文件对当时我国知名高级知识分子与高级艺术人士的工资状况进行了细致的分类与统计，为调整与优化知识分子待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兹分类列举如下：
中科院
郭沫若院长，行政二级，月薪500元。
副院长李四光及竺可桢，行政级别均为五级，月工资为340元。
副院长陶孟和，与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同属行政六级，月薪均为300元。
吴有训，副院长，行政七级，月工资260元。
专家学者
赵承嘏，药物学领域的杰出人才；华罗庚，数学界的璀璨明星；周仁，冶金科学的权威专家；严济慈、钱三强、钱学森、赵忠尧，物理学领域的翘楚；钱崇澍，植物学研究的先驱；杨钟健，古生物学的泰斗；秉志、贝时璋，生物学界的领军人物；庄长恭，化学领域的精英——这些皆身为特级研究员，月薪高达270元。
历史学界的翘楚顾颉刚、罗尔纲，地质学领域的杰出代表侯德封、张文佑，古生物学研究的先驱斯行健，植物学界的精英胡先骕、罗宗洛、殷宏章、汤佩松，动物学界的知名学者朱洗、王家楫、伍献文，以及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彭桓武、王淦昌、赵九章、张宗燧、顾功叙等，均担任一级研究员职务，其月薪定为228元。
丁声树、夏鼐、裴文中等知名语言学家，张肇骞、林镕等杰出植物学家，刘崇乐等著名的昆虫学家，以及王应睐、柳大纲、汪猷男等生化学家和化学家，钱临照、施汝为、陆学善、陈宗器等物理学家，均为二级研究员，月薪定于200元。
昆虫研究领域的专家朱弘复，土壤学界的学者熊毅与马溶之，以及语言学界的陆志韦和吕叔湘等均被评定为三级研究员，他们的月工资为185元。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担任四级研究员，月薪为170元。
文学研究所的俞平伯、何其芳，以及历史研究所的侯外庐等同仁，尚未评定职称，其薪资标准为每月185元。
知名教授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身为行政二级官员，其月薪定为五百元。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先生，担任行政三级职务，月薪为440元。
叶圣陶副部长，行政级别为七级，月薪为260元。
山东工学院的刘先志教授，荣获特级教授称号，其薪资待遇为每月350元。
季羡林先生，北京大学的一级教授，其月薪定为345元。
陈寅恪、李达、陈垣，身为二级教授，他们的月薪定为253元。
北京大学副校长汤用彤、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南京大学校长潘菽、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孟宪承、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华南农学院院长丁颖等，均被授予三级教授职称，其月工资定为235元。
戴芳澜，北京农业大学教授；钱端升，北京政法学院院长；傅种孙，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培源、翦伯赞、曹靖华，北京大学知名学者；张国藩，天津大学副校长；杨石先，南开大学副校长；金善宝，南京农学院院长；苏步青、陈建功，复旦大学杰出教授；程孝刚、周志宏、陈石英，交通大学资深教授；姜立夫，中山大学著名学者，均荣膺四级教授职称，月薪约为217元。
中央民族学院的院长费孝通，以及北京农业大学的俞大绂、黄瑞纶、沈其益，北京师范大学的黎锦熙、钟敬文，北京大学的多位教授饶毓泰、叶企荪、向达，清华大学的梁思成、钱伟长、张子高、马约翰，南开大学的吴大任、邱宗岳，东北人民大学的唐敖庆，山东大学的童第周、陆侃如，南京大学的李方训，同济大学的夏坚白、叶雪安，交通大学的陈大燮、朱物华、钟兆琳，浙江大学的副校长王国松等人，均被授予五级教授职称，其薪酬大约为每月200元。
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院长贺绿汀，身为六级教授，月薪高达184元。
北京大学知名学者朱光潜、厦门大学杰出教授卢嘉锡等均荣膺七级教授职称，其薪资待遇约为每月169元。
北京师范大学的陶大镛教授、南京师范学院的傅抱石教授等均享有八级教授的职称，其月薪约为156元。
副教授月薪为180元，讲师为120元，而助教则介于60至80元之间。至于中学教师，月均收入为44元，小学教师则为34元。
文化系统
我国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先生位列行政三级，月薪为440元。
我国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郑振铎、夏衍，人民出版社社长冯雪峰，以及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均位列行政七级，月工资标准为260元。
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以及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均享有行政八级待遇，月薪为230元。
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曹禺与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吕骥，均位居行政九级岗位，月工资标准为200元。
中国美术家学会的秘书长华君武，行政级别为十级，月薪为170元。
在文化体系内部，存在着“文特”“文一”“文二”等不同等级的划分。
享有“文特”优待的，包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齐白石、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以及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梅兰芳。其中，齐白石与蔡楚生的月薪均为230元。
享有“文一”级别待遇的，包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焦菊隐，其月薪为210元。而侯宝林、郭启儒，以及冰心、艾青等文艺界人士，均属文艺一级，月收入为336元。
享有“文二”级别待遇的，包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孙维世，中央戏曲研究院的马可，中央歌舞团的戴爱莲，《美术》月刊的编辑王朝闻，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古元，以及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张骏祥、黄佐临、沈浮，演员白杨、舒绣文、金焰、赵丹，摄影师吴蔚云等人，他们的月薪为190元。
享有“文三”级别待遇的，包括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汤晓丹与特伟，他们的月薪为172元。而享有“文四”级别待遇的，则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徐肖冰，他的月薪为154元。
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缪天瑞、著名歌唱家周小燕（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以及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吴作人、华东分院院长刘开渠等诸位，均为七级教授，月薪定为169元。
中央音乐学院的喻宜萱教授，民族音乐研究所的副所长杨荫浏教授，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的叶浅予、董希文等资深教授，均享有八级教授的职称，月工资为156元。
此外，《大公报》的社长王芸生，其月薪为192元。
大师级演艺人员
共有15位演员享受着特别的薪资待遇，其月薪均超过500元，其中部分演员的月薪甚至高达1000元。这15位演员分别是：袁雪芬、常香玉、袁世海、李和曾、李在雯、叶盛兰、李少春、张云溪、新凤霞、陈伯华、傅全香、范瑞娟、徐玉兰、薛觉先、白驹荣。
梅兰芳，虽名义上的工资不过区区163元，然他自有一支剧团，独立支撑其生计，未曾有过领取工资的经历。在解放前，梅兰芳的出场费已高达十根金条，而解放后，其实际收入更是位居群星之首。
周信芳与程砚秋实行分红制度，每月所得约为1500元。至于马连良、谭富英与裘盛戎，他们所在的民营公助剧团中，马连良每月的薪酬为1700元，谭富英为1600元，而裘盛戎则为1500元。
1964年，周恩来总理询问了几位知名演员的薪酬，面对这一提问，他们皆显得有些羞涩，难以启齿，原因在于薪资之高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据媒体报道，当关肃霜被问到这一问题时，她的声音细得几乎如同蚊鸣：“确实很多，每月……大约三千元。”
著名作家
在1950年至1955年期间，老舍先生笔耕不辍，每年创作约十五万字，其稿酬累计达到7950元，平均每月收入约为659元。
刘白羽每年创作约15.4万字，尽管其稿酬不及老舍，但年度稿酬累计约为6545元，平均每月可获545元。
昔日，多数作家年均创作一部约7万字的小说，发行量约3万册，全年收入可达2380元，平均每月收入约200元。至于声名显赫的作家，其收入自然更为可观。
主席的贴身管家吴连登回忆称，当时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的薪资，月收入为610元。然而，主席主动提出将薪资降至404.8元，而江青的月薪则为243元。
在那个时代，工人们的薪资依据其岗位技术等级的晋升而定，共分为七至八级，其中一级为最低级别，八级则是最高级别。不同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月工资水平介于24元至120元之间不等。达到八级技术的技工，其月薪大约为120元，这一数额甚至超过了厂长的收入，与县长的待遇相当，由此可见其社会地位之高。
彼时物价水平尚低，三四百元的月薪已足以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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